1934年2月3日，胡适首次游中山陵。在日记中，留下这样的记载：
“墓的建筑太费，实不美观。若修路直到墓前，除去那四百级石筑，既便游观，也可省不少的费。今乃倾一时的财力，作此无谓之奢侈，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。”
胡适为何对中山陵的堂皇与奢华不以为然啧有烦言？
原来，就在那年一月份，胡适随同绩溪的一些名宿正到处呼吁，极力提倡全国人民破除迷信、节约办事、建筑公墓。
在为配合运动所写的《公墓启》一文中，胡适呼吁大家采用“最文明的葬法”，也就是火葬，如果采用土葬，要选定公共墓地，破除风水迷信，尽量做到“省地”“省费”。
正因强调节俭，胡适看到中山陵的堂皇与奢华，看到那四百级台阶，心中自然不快。
虽然提倡公墓改革，胡适钟情的是改良而不赞成革命，对于丧礼和墓地改革，他也主张一步一步去完成。“一揽子解决”“一步到位”的“彻底完成”在胡适看来，是不现实的，也是不可取的。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更是胡适所深恶痛绝的。
有时候，采用非常手段，确实能摧枯拉朽“根本解决”某些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。但所谓“根本解决”的不过是现象，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不会因为这一“根本解决”而完成质的飞跃的。
1953年，上海市政府曾雷厉风行，清除了10万积柩。
当时的风俗是，人死后，往往把灵柩寄存在一些会馆山庄。当时的上海，这种被戏称为“死人宿舍”的会馆山庄多达72家，寄存积柩达10万具。政府经过突击手续，将所有积柩拉到公墓区集体安葬。
当时的报纸指出了此举的重大意义：“清除十万具积柩，可以多出五千间房子，解决了一部分干部住宿问题，精打细算，这是一个实例，应该吸收这宝贵的成就。”
然而，胡适却认为这种短期内“根本解决”，其实是“蛮干”：“须知十万个死人棺材的根本解决，确是可以用‘大力’办到的。几万万个活人的生活与生活方式，是不能这样蛮干的。”
“蛮干”，有时确实有效，但“蛮干”也会带来一些令人心痛的后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