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造为八宝山革命公墓前的褒忠护国祠
新中国成立伊始，百废待兴，但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同时，一直在考虑一件大事：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先烈们选一处永久安息的地方，又能作为教育后代的场所；现任高级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一旦病故也有一个合适的安葬处。为此，他将在北京郊区挑选革命公墓地址这一崇高的任务，郑重地交待给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……
周恩来指示，要建革命公墓
1949年12月的一个黄昏，北京，中南海。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两个秘书陪同下，沿着中南海西岸散步。这是他连日来难得的一次休息。
此时，周恩来正在考虑一个问题：战争年代环境不允许，现在成立了新中国，该给牺牲的战友和同志们找一块安静的栖身之地了。
他随即转身吩咐秘书：“你给吴晗同志打个电话，请他明天上午到这里来一下。”
第二天上午，一辆黑色卧车驶进中南海，开到西花厅门前停下。车门打开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推了推眼镜走下车来。他和前来迎接的秘书握手问道：“总理正忙着吧？”
“正批文件呢。昨晚睡了不到四个小时，今天吃过早饭就进了办公室，到现在还没动窝呢。”秘书说着把吴晗请进休息室，便去通报。
周恩来说：“知道我请你来是什么事吗？”
吴晗忙从公文夹里取出笔记本，拿好钢笔，略一思索答道：“是不是关于北京的建设问题？”
周恩来右臂习惯地搭在椅背上：“不，今天不谈这个，中央已经给你们定了大政方针，具体执行就是你们地方官的事了，中央不过多干涉。”他见吴晗还在猜测什么，便挑明了说：“这次请你来是谈在北京建一座革命公墓的事。”
吴晗听到这儿松了口气。他没想到周恩来会为这事亲自找他。“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情，这是件大事情。我们不能坐了江山就忘了打天下牺牲了的同志。不能让人家戳着脊梁骨说共产党无情无义，打下了江山就忘了本……”周恩来动了感情，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，不时停下来，借助手势加重语气。
“你们在北京找块好地方，建一座公墓，把烈士们的遗骨迁进去。让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，让后代时时不忘胜利来之不易。公墓不但作为烈士的安息地，还要成为教育后代的场所。现任的高级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一旦病故也好有一个合适的安葬处。”
吴晗问：“您有什么具体要求？”
周恩来重新回到座位坐下，说：“北京附近我不太熟悉，说不出哪里好。我想一是不要太远，交通要方便，今后群众还要去搞纪念活动；二是环境要美，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行。当然，公墓建起来后可以搞绿化，改善环境。再有就是尽量不占用农田……”
吴晗在本上一一记下。
周恩来握住他的手：“吴晗同志，我代表烈士家属先谢谢你了。另外我派典礼局的余心清同志协助你们，有事你们多商量。”他握住吴晗的手用力晃晃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事就托付给你了，也算替我办的吧，一定要办好。”
吴晗十分感动，表示一定把事情落实好，就转身告辞了。刚走到门口，听见周恩来又叫他，他回身走过去问还有什么交待。周恩来微侧着头像是在回忆什么：“我记得大概是在1927年的11月吧，我们有一批同志在北京让张作霖给杀害了，其中就有咱们北方局负责人王荷波同志。他们的尸骨不知埋在什么地方，你们一定要设法找到，还有李大钊同志的遗骨都要找到。等公墓建好后再把遗骨迁入公墓。到时候举行个仪式，我亲自参加。”
周恩来对战友、对同志的深情厚谊更使吴晗感到责任重大，他再次握住周恩来的手：“这些事我一定落实，回去就开始工作。”
踏遍京郊，吴晗选中八宝山
这天，北京西郊一个叫三王坟的地方，有几个人站在一块高坡上东瞅西看。他们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、政务院典礼局副局长余心清、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和公墓筹备组的刘东胶、曹恩棠、王玉珉及随员们。连日来他们接连看了北京郊区许多地方，三王坟是今天跑的第三个地方了，还不太满意，因为在平地上建公墓不符合周恩来不占好地的要求。
余心清手搭凉棚向北望去，见不远的山下有一片树林，影影绰绰还露出一些高大的屋顶房檐，显得挺有生机。他遥指那片树林问身旁的曹恩棠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曹恩棠看了看：“噢，那山是八宝山，有房子的地方是褒忠护国祠。现在还住着不少太监，当地人都叫它太监庙。我们也去看过，地点不错，环境也挺好，就是靠在半山坡上，而且寺里住了不少太监，我们考虑搬迁工作量大，就没选它。”
吴晗听了曹恩棠的介绍后挺感兴趣，问余心清和薛子正：“咱们过去看看怎么样？”
吉普车一直开到护国祠门前，吴晗等人下了车。他见这祠庙果然气派，庙门上一块牌匾上刻五个金漆大字：“褒忠护国祠”，四周苍松掩映，格外僻静清幽。
在庙旁的一口井旁，他们看到一个老太监正吃力地打水，他费力地抖动井绳想把桶沉到水里，可水桶不听使唤总浮在水面上。吴晗给警卫员递个眼色，乖巧的警卫员马上领悟，过去接过老太监手中的井绳说：“老师父，我帮你打上来吧。”老太监一愣，遂松开手。
借此机会吴晗上前和老太监攀谈起来。老太监见来人说话和气，又让当兵的帮他打水，就坐在井边的石头上将祠庙的来历娓娓道来：这褒忠护国祠是明朝永乐初年皇帝专为保护司礼太监钢铁墓赐建的。钢铁的本名叫钢炳，因他在靖难之役中有功，皇上特赐名钢铁。后来钢铁和北番女将肖玉梅在这里打仗身亡，皇帝降旨将他葬于这里。这里因盛产红土、耐火土、青灰、黄浆、白土、马牙石、沙石和板石八种矿产，故称八宝山。
“老师父，您能领我们到祠里看看吗？”刘东胶见吴晗对此地感兴趣，便提出进去看看。“这……”老太监欲言又止，似有为难之处。
吴晗也不勉强：“师父不必为难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小张，帮师父把水挑回去。”
老太监受宠若惊：“这样吧，趁我们住持出去了，我带你们进去看看，转一圈就出来呵。”
老太监在前引路，领一行人进了寺庙。好宽敞的祠庙，院子套院子，恐怕有近百间屋子，殿堂高大结实，清静典雅。老太监引吴晗等人走进大殿，殿里光线昏暗，正中有一尊高大的塑像。“这就是钢铁的像。”老太监介绍。塑像年头长了，泥彩剥落不少，但仍不失当年威武。“长官，到外边看看吧。”老太监唯恐在殿堂久留给住持回来看见，便催促道。
老太监领一行人来到庙里的北院，指着一座巨大的圆形宝顶的墓说，“这就是钢铁的墓，殿里的暗道就通到这里。”
吴晗对历史感兴趣，先凑到墓碑前察看碑文。正面镌刻：“洪武开国元勋司礼太监钢公之墓”几个大字，可惜年代久远，背面的碑文已模糊不清，只能大概看出是介绍钢铁的生平。“好了，我们走了，麻烦师父了。”吴晗怕庙里住持回来看见给老太监添麻烦，就告辞了。
回去路上，薛子正从后面赶上来：“两位领导，这地点我看差不多，可以定在这里吧？”
余心清说：“我没意见，吴市长呢，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。”“是英雄，英雄所见略同。”
搬迁护国祠，妥善安置众太监
吴晗等人刚走不一会儿，护国祠的住持信修明就回来了，他远远看见有人到祠里去过了。
信修明五十多岁，长得白白胖胖。他原已娶妻并生有两个儿子。宣统年间，他19岁时，因贪图太监在宫内优裕的生活，不顾家人劝阻，秘密净身，进宫当了太监。
辛亥革命后，他出宫进了褒忠护国祠，1930年当上了住持，成立了恩济慈善保首会，专门免费收养太监。经过多年苦心经营，到解放时，祠里已有自种地52亩，合伙种地157亩，出租地269亩。太监们种菜、种果树，自食其力，赶上年成好，蔬菜和果树收入颇丰。这里如同世外桃源，太监们安居乐业，过着半封闭的生活。
两天后的上午，信修明正在果园闲逛，一个太监跑来说祠里来人找他。信修明匆匆回祠进得配殿，见三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等他。他们自我介绍一个是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的，两个年轻人是市公墓筹备组的，接着说明来意：市政府已决定征用护国祠及其土地作为革命公墓用，此次来就是商量太监们安置问题的。信修明不由一惊。但很快镇定下来，说：“护国祠历史悠久，历来归我们代代相传，政府要占我们的地方恐怕不妥吧？”
来人中年长的人回答：“国家对所有土地拥有所有权，可以依法征地用于国家所需。”
“那我们多年经营的农田、果园和这祠庙也都归政府所有？”“政府可以折价用于安置你们的生活。”“事关重大，还是允许我和大家商量商量。”
送走客人后，信修明回到配殿坐下半天无语。后来，他在太监中散布说政府要来接管护国祠，一切都没收，要把他们送到农村去等谣言。
一时祠里人心惶惶。
过了两天公墓筹备组的人来后刚坐下，只听屋门一声巨响，一群太监吵吵嚷嚷破门而入。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监走在最前边，指着来人尖声尖气说：“你们凭什么占我们的地方，我们这儿是皇上赏给我们的，任换什么朝代也不能坏了朝廷的规矩。”
一旁的信修明装模作样地对众太监说：“都给我出去，我和政府谈事情你们来干什么？都干活去！”
“师父把我们上次谈的条件都和大家说了吗？”曹恩棠问信修明。“说了，说了，可是大家不干哪。他们这是自发的请愿，就是不走，你看有什么办法？”
刘东胶突然插了一句：“那你的态度呢？”
信修明一愣，“我，我当然是听政府的了，可是下面人不走我没办法呀。”“那好。”刘东胶站起身，“老曹，你们先和师父谈谈，我去和其他人谈谈。”
信修明急得坐立不安。他知道刘东胶只要出去和太监们一说，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。所以他急忙表态说愿意服从政府安排，但同时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。此时刘东胶也向众太监讲明政府为什么让他们搬，怎样安置和保护他们的生活等等，太监们恍然大悟。
筹备组的人回到市政府，很快拿出一个搬迁安置太监的意见方案，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他们第三次来到护国祠。这次，众太监的态度比上次好多了。筹备组的人找到信修明，把方案交给他，信修明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北长街兴隆寺太监庙，年老的太监安置在琉璃河太监庙，其他太监安置在西斜街太监庙。信修明和众太监们见政府并未把他们赶到农村，依然把他们安置在太监庙，生活方便，就愉快地接受了安置。
11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日子里，褒忠护国祠里热闹异常，祠前停着市政府帮助太监们搬迁的车辆，太监们抱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。附近村子里不少人听说太监搬家，都跑来看热闹。
护国祠人去祠空，祠院大门上贴着北京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盖着鲜红大印的封条。从此，褒忠护国祠结束了太监庙的历史，做为革命公墓的基地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。
摘自《八宝山纪实》(何虎生编著，中共党史出版社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