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末，一群中老年人来到南京市殡仪馆，参观“人生最后一程”。
礼厅服务员夏开宝远远看着他们。他注意到人群中那些犹豫的脚步。“有些人只是下了车，有些人只在前场看看，极少人走到后场。”30年殡葬工作，夏开宝对他人的举动尤为敏感。
这是南京市殡仪馆的首个开放日。这天，馆长仇小铭首度“曝光”。此前，他在自家住宅区“潜伏”8年，鲜有邻居、朋友知道其身份。曝光后，他反倒释然，站在17名参观者中间充当“导游”。
前来参观的市民都是殡仪馆通过电话回访邀请的。“没有人愿意莫名其妙接到殡仪馆的电话。他们都曾经在这里送别过亲人。”人群中年纪最大的七十多岁，小一些的三四十岁。
“前场”是指从大门到遗体告别厅。它与“后场”之间隔着一条开满天窗的长廊。3月的春光透过天窗，投射在几位逝者身上。白色和黄色的菊花簇拥着一张张安详的脸，在阳光下竟然像是睡着了，让说话的人不由放低了音调。
“后场”是指遗体冷藏室、化妆间和火化部。大量的玻璃门窗，让每个地方都显得明亮。空旷的格局里，即便是低语也能产生回音。火化炉的金属外壳光可鉴人：人生，在此画上句号。
化妆间的楼上有两间房，与楼下的亮堂不同，这里白天也拉着窗帘，两张高低床默然置身昏暗之中：这里是殡葬师们休息和守夜的地方。
入道
春天，二十多位殡仪专业的毕业生来到这里。他们都是90后。
仇小铭脸上流露出谨慎的兴奋。梧桐树掩映下的殡仪馆，阳光蜂蜜般粘稠，照亮了漫天飞舞的梧桐絮，学生的到来为这里平添了一道阳光。
按照惯例，这些学生将在馆内轮岗，从遗体接运、整容到火化、礼厅服务等各个岗位。通过双向选择，他们将被分配到上述岗位工作。但是，留下来的不会很多，“总有些孩子，因为承受不了面对遗体的心理压力，和来自外界的压力，最终离开。”
这种忧虑让仇小铭思量再三，最后决定不“曝光”学生。“他们就像这个行业的新生儿，需要小心呵护。”
殡仪馆难进众所周知，但同时与遗体有直接接触的工种却一直人力不足。“前年在大学招了一批，最后只留下两个。谁都愿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同样的薪酬之下，可做的工作很多。”
“老江湖”们也不轻松，“隐姓埋名”的社交恐惧是最大的职业障碍。走出殡仪馆大门的职业自卑，和门内神圣的成就感，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，在生活里各自延伸。
夏开宝刚从遗体化妆转做礼厅服务。3年后他就退休了。人们都喊他老夏。老夏对自己进殡仪馆的日子记忆犹新，像是个特别的纪念日。
父亲是墓地管理员，高中毕业后，老夏被内部招工进入殡仪馆。三十多年后，高级化妆师老夏的荣誉证书装了几袋子。
几十年不苟言笑的职业要求，给了老夏一张凝重的脸。规整的工作服下，仿佛总是在努力挺直腰杆。
初入行，遗体化妆要“传帮带”。老夏的考验在进馆后第二天突如其来。师傅让他到化妆间拿一块牌子。走进化妆间的刹那，移门“哗”一声关上，锁门声让他幡然醒悟：这是师傅在考验他。
在尚无冷柜的化妆间里，几十具遗体齐刷刷在地上铺陈开来，像是迎接一场仪式感鲜明的检阅。
或许是年轻的缘故，恐惧停留片刻就走开了。老夏意识到该做点什么。他知道，师傅在门外的某个角落看着。
拿起扫帚，老夏开始扫地，然后拖地、消毒……有条不紊的半个多小时过去，门打开的刹那，老夏知道他通过了考验。
这样的考验方法，老夏并没有用到他的学徒身上。他害怕新来的学徒承受不了，“万一有心脏病怎么办?”
最初都是师傅做，学徒看。几天后，学徒帮着师傅送遗体，“师傅在前面，学徒在后面推一把。从冷柜里把遗体拿出来，帮忙搭个手。”若没有出现呕吐或极度恐惧症状，下一步就开始学着给遗体穿衣，给普通遗体化妆：面部清洗、消毒、涂口红、画眉毛……
老夏化妆时会与遗体说话。有些膀子是弯的，要把它掰直，老夏会事先打声招呼：“老人家不好意思，你配合一点啊，我慢慢地啊。”
老夏这样咕噜着，他徒弟在旁边问：“师傅你在讲什么啊?”老夏搪塞：“等会跟你讲。”
闲时，他才跟徒弟解释：“我刚才给他穿衣服，他的膀子是弯的，后来不是伸直了吗?怎么伸直的呢，就因为我跟他讲话啦。”
“遗体是活着的，是可以交流的，所以做什么都要注意些。”老夏说，这些都是老师傅传下来的，“你把人家衣服扯烂了，他到阴间会找你缝衣服;你把他膀子弄断了，到时候你也会膀子疼。”虽是迷信，也是对遗体的尊重。
和老夏相比，80后的周颖(化名)还是个小姑娘，不知不觉已做了9年化妆师。这个职业回馈给她一堆其他女孩无法经历的“第一次”。
第一次接触遗体。师傅让周颖整理逝者的帽子。这个命令的传达过程对周颖来说无比漫长。“内心挣扎着，犹豫了很久”，耳畔是师傅的催促，周颖咬咬牙伸出手去，手指碰到遗体，“那种冰凉直抵心窝”。
第一次一个人站在化妆间。面对周围三四十具遗体，“说不怕是假的，两腿直打哆嗦。”师傅站在门口问：“小周啊，害怕吗?”“不怕!”周颖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两个字，心里却虚虚的，“想抓住什么依靠一下，却发现已经走上了独木桥。”
第一次在殡仪馆值夜班。和另一个女孩分工，“她负责接冷藏，我负责巡视遗体。”漆黑的夜里，两个女孩聊着尽量欢快的话题，没有睡觉。每隔一小时，周颖都到化妆间巡视遗体，“不敢睡，就怕有诡异的事。”
第一次做特殊整容。遗体全身被泥头车碾碎。老师傅负责做头脸，下肢由其他师傅带周颖缝合。周颖的任务是复原双腿。“两条红红的、肌肉外露的腿已经面目全非，我戴着医用乳胶手套，硬着头皮将血红色的肌肉一块块塞到皮肤下面，一针针缝起来。”之后两个多月，周颖没吃肉。但有成就感，“他的双腿被我完整了”。
类似的挑战对于遗体接运工顾敢(化名)来说也不小。2003年刚到遗体接运部，顾敢遇上一个从26楼坠亡的案例。“遗体坠到楼下人家晾衣服的横档上，被拦腰截断。内脏洒落一地，有的掉到一楼院子里。”
顾敢没有预想过这样的场景。他开车进了小区，人群围观，有公安。停好车，众目睽睽下，顾敢惊呆了。好在师傅解围：“你站在这里，负责拿尸袋、担架，我来弄，你帮我担就行。”
顾敢不敢表现得太拈轻怕重，他把尸袋的拉链拉开，“抓手抓脚，把遗体的各个部位放进去。”虽然现在想起来无所谓，顾敢当时却真心佩服师傅。
顾敢从来不呕吐，“最多也就是心里有种麻麻的感觉，南京话叫‘搁琐’。”师傅又总是在危难处关照他。
有一次，一位老人去世，门一打开，苍蝇蚊子“嗡嗡嗡”飞出来。师傅叮嘱：“你在外面，我来。”师傅一人把遗体装好后才喊，“你进来吧”。
这样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之后，学徒慢慢开始单飞。
出师
10年后，顾敢成了接运班班长。他要做的，是让他的徒弟不再害怕。“怕也不行啊，非正常死亡遗体，周围那么多人，不可能把遗体往旁边一扔就走，要硬着头皮。就像打仗一样，上了场哪有再逃脱的道理?”
老夏的恐惧是被好胜心驱散的。在非正常死亡案例中，高空坠落、车祸、溺亡……都要复形。最难的是脑颅复形，每一次都是挑战。“3个师傅，分别带3个学徒，我就会这样想：我师傅带我，我要超过别人，不能让师傅难堪。”
2001年，与歹徒搏斗的薛爱萍牺牲。老夏为其复形。“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刀口，光头部就缝了三千多针。”遗体整容的缝针和医生缝针不一样。医生为了便于伤口愈合，针脚都比较疏朗;遗体整容要用车针，要求是密。
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老夏从早上8点站到第二天早上。“那不是简单的缝合，因为遗体膨胀，先要脱水。参照近期生前照片，处理缝合的刀疤，为了让人看不出针脚，采用组织皮下缝合。眼皮部分最薄，最难缝合，要用棉签搭上去，盖上去，然后再上油彩。”
蛋清加凡士林是老夏的独门配方，蛋清可以结成一块膜，提高亮度，再上油彩，“让遗体焕发生气”。
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个夏天，常州一位纪委副书记开车冲下长江。3天后打捞上岸，膨胀的遗体放在码头，水泥地的高温往上蒸发，几小时后送到常州市殡仪馆，遗体高度腐败。
常州市殡仪馆向南京市殡仪馆求助，只说是“巨人观”(高度腐烂膨胀的遗体)。这一说老夏心里有了准备。
中午时分，老夏带着徒弟赶到常州，要看遗体，却因膨胀无法从冰柜里拉出来。
家属的要求是晚上6点守灵，留给老夏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。
常州市殡仪馆告诉老夏：他们已经求助过上海龙华，龙华的答复是面部肤色可以变，但是肿胀很难处理;又找无锡市殡仪馆，也没办法。全国几位遗体整容高手老夏心里都是清楚的。
老夏就地买材料，研究配方。先防腐，遗体一出冰柜，老夏的两个助手都受不了气味，直往外跑。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人继续做。排除胀气，腹腔，胸腔，面部，四肢，脱水……一个半小时后，遗体开始固定下来。
“遗体固定就像煮鸡蛋一样，生鸡蛋里面是液体状的，剥出来是流质，煮熟之后就是一个固定的鸡蛋，能拿在手心里。”
上油彩、化妆……结束的时候是傍晚5点多。逝者同事看后被镇住了：“没变嘛，还是他嘛!”听到这话，老夏松了口气。5点半通知家属守灵。
女化妆师的内心适应要坎坷许多。工作状态的周颖是完全忘我的，“那时候遗体就是睡着了的正常人”，常常一个人在化妆间站上半天，即使里面有七八十具遗体，也无暇顾及。
但是之后的梦境却常常困扰周颖。特殊整容需要大量思考和精力，要十来个小时才能完成。周颖连续好几天都会梦见遗体，刚开始也很害怕。
“有时晚上一两点睡觉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非正常死亡的遗体样子。”那样的惊惧周颖是不轻易对旁人说的。
观生死
参与了大多数人生命的最后一程，他们终究是死亡的旁观者，从死亡的一角窥探世俗百态。
顾敢的窘境是，时常遭遇情绪激动的家属。有不足十岁的女孩因病去世，家属要求把小孩几年的衣服鞋子都盖在遗体上火化。
这对顾敢来说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女孩家属却异常感激，双双下跪。顾敢觉得受不起，手足无措。
十多岁的女孩在医院离世，家人要在孩子身上放现金。顾敢尴尬了：“塞了，是违反规定，逝者身上的所有物品都要登记，现金是不能见的。但是女孩家长情绪悲痛，听不进解释。”
顾敢坐下来，掏出规定，对方才作罢。“跟化妆组交接，万一少了，是我们拿的还是化妆组拿的，这个说不清。即使让带，到化妆班也会检查，查到是会上交的。”
接运遗体，与逝者家属有最直接的沟通，顾敢从中看惯了人情冷暖。老人家去世，兄弟因财产不和，最终导致无法把遗体运走;不同信仰的人们有不同的表现，基督教和佛教家庭的葬礼通常安静有序，无信仰的人们更多哭天抢地;穷人穷大方，富人卖排场……“其实这些都是做给生者看的。”
周颖在阳春三月接了一个白血病女孩。虽已得病多年，离去的时候，女孩的男朋友在第一时间定制了婚纱。
男孩捧着婚纱，跪下哀求周颖：要把女孩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，因为她的葬礼也是她的婚礼。化妆班女化妆师都震动了。
遗体化妆不同婚纱影楼的新娘化妆，以淡妆为主，以安详为目标。女化妆师们连彩妆的材料都没有，更别说懂得彩妆的技巧。化妆班4名女化妆师连夜从市场上买来彩妆材料，学起了彩妆。
婚纱上别着“新娘”字样的女孩，被化妆师们推到礼厅，“新郎”迎过来，周颖觉得应该笑一笑，却感觉自己热泪夺眶。按照殡仪馆职业守则，“微笑服务”是被禁止的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倾情服务”。
周颖从不给自己化妆，也不给亲友化妆，“有职业阴影啊。”
她看着刚入行的女孩都是先打点眼影，贴个假睫毛，忽闪忽闪地来上班，渐渐地妆容越来越淡，最后都像她这般大大咧咧了。“因为那个‘化妆’和这个‘化妆’容易‘撞词’，太敏感了。”
不给自己逝去的亲友化妆，是周颖的另一个原则。“情感上接受不了，下不了手。”
但是老夏不同，那年一个开出租车的朋友，打电话给他说要带儿子到连云港出长途。说好第二天一早回来，再见到时却生死相隔，父子俩在一场车祸中未能生还。
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住同一个小区，每天都要碰面，他从不嫌弃我是殡仪馆的。”做了20年化妆师的老夏看到好友遗体嚎啕大哭。做过遗体接运工的老夏甚至失去了把遗体抬上车的力气。
“到了馆里我给他穿衣整容。感觉真的不一样，我下不去针啊，好像戳在自己身上一样!”
老夏当然不用看相片，“我觉得像了，肯定是像了。”老夏记忆中，朋友笑起来，前面两颗牙露在外面，其中一颗牙因为抽烟坏了，是假牙。假牙比正常的牙要白一些。
但是他记忆中的牙齿已经在车祸中丢失。老夏想办法给他做了两颗假牙，做的时候特别注意一颗亮一点，另一颗暗一点，亮的在左边，暗的在右边。
“我把他恢复成微笑的样子。他笑起来左边有酒窝，右边没有，我把他的酒窝点出来。”老夏一边为他梳理头发，一边埋怨：“谁让你来回都自己开车。儿子年轻，该让儿子开。你就是太惯儿子了!”老夏给他缝针，说：“你当心啊，我给你缝针啊!缝好到下面就好看一点。”
知冷暖
周颖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化名的。9年工龄，4岁孩子的母亲，周颖的性格干脆爽直：“不能计较太多，想太多就干不下去了。”
化名是为了保护儿子。
周颖的教训来自化妆班同事的经历：她到幼儿园给孩子报名，幼儿园老师让她填写父母工作单位，她提笔就填“南京市殡葬管理处”，老师愣了下，有些尴尬，忙补充说：“只要不是给遗体化妆的。”这位母亲含着泪水不敢抬头和老师说话，匆忙填完报名表，带着孩子离开幼儿园。
此后，周颖和同事们一样，在填表时工作单位一栏大多不填，或者写“打工”、“个体”。
4岁的孩子不知道妈妈是做什么的。“在孩子成年之前我是不会告诉她的。”她害怕孩子在同学中一说会受排挤。
一次周颖在单位遇到孩子的幼儿园老师。面对面，老师淡然处之，事后也没在学校跟任何人说起。“我只对孩子说妈妈要加班，要上班，其他多一个字我都不会告诉他的。”
生下儿子那一年，周颖得了产后抑郁症。此前在“妈妈课”上，周颖对此病症已有所了解，她虽格外在意，还是碰上了。
“我觉得心烦意乱，觉得生下孩子，不能给孩子很好的生活，很纠结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的想法挺幼稚、挺荒谬的。”
周颖惟一的诉说对象是丈夫。他的倾听让她感激：“他不会埋怨你天天讲这个，烦死了。我一讲到不好的想法，他就安慰我。”医生跟周颖说，最好不要药物治疗，倾诉是最好的。
“我当时最明确的就是害怕死亡，害怕看到这些七零八落的遗体，害怕看到意外发生。越是害怕，就越强迫自己不要想这些东西，最后就觉得早点解脱算了，然后就想自杀。”
抑郁症裹挟着以前做的特殊整容案例再次占据她的头脑。“这些在平时都是不愿意回忆的，当时没感觉，但却在记忆中扎根了。”
挣脱抑郁症的办法是安慰自己：“看吧，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们有多惨，我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?”随着倾诉治疗和身体的恢复，周颖终于走出了抑郁症。
走出抑郁症的周颖，和同事一样，走不出来自外界的偏见。
不主动伸手与人握手，饭桌上不主动给人夹菜，不说“再见”，不参加亲朋好友的婚宴，春节不主动去拜年……这些都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应激方式。
这并不是“过度防卫”。一次，老夏在地铁里听到身后有人嘀咕：“这人是殡仪馆的。”旁边人回应：“殡仪馆的怎么了?”“我认识啊，上次我婆婆办事时在殡仪馆见过。”老夏转过身，与说话人面对面，对方看到他，满脸愧意：“你好啊!上次感谢你啊!”
老夏内心是不接受这种感谢方式的。“要是他真心感谢，一看见我就应该打招呼的。”
南京葬礼习俗是赶早不赶晚，每天上午是殡仪馆最忙碌的时候。周颖早上6点多上班,在搭车问题上，大家再度不约而同达成一致。坐地铁和公交都会到下一站下车。
“因为石子岗下车的人特别少，一看就知道是殡仪馆工作的。加上司机经常溜站，快过了还在喊：石子岗有没有人下啊?这个时候下车，满车的人都向你行注目礼。”顾敢的经验从没和同事讲过，有时在下一站遇见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
早上6点，若是赶不上公交车，搭出租车也是个难题。大清早，对司机来说都是开门生意。要是跟司机说去殡仪馆，得到的回复通常是：对不起，交班。顾敢心里清楚，这只是借口。
周颖狡黠些，上车先跟司机说到安德门大街(殡仪馆前一段)，到了安德门大街再跟司机说：“师傅麻烦你，往前点，再往前点，就前面那个大门口停。”这时司机意识到也来不及了。
去年周颖遇到一个司机有些特别。她让司机到安德门大街，司机说：“安德门大街能到哪，前面不就是殡仪馆吗?”他又补充说：“其实有什么关系呢，人家早上不愿意带你们，我就蛮喜欢的。你们那有棺材，棺材棺材，升官发财，我今天一天的生意肯定好。要是带个结婚的，结婚结婚，急(结)得头都昏了，我这一天就没得生意做了。”
每年殡仪馆开迎春座谈会，有工会、社区等单位到来。老夏注意到，会场上的一次性水杯，放些茶叶，工作人员泡茶，很多人并不喝。“他们有的自带水杯，有的就不喝。”此后逢开会场合，殡仪馆会准备一个放有茶叶的一次性水杯，一瓶矿泉水，供来客自愿选择。
前几年老夏搬家，小区邻居不再知道他的单位。但是某次单位把其父亲的年终慰问信寄到家中，信封落款是“南京市殡葬管理处”，收信人老夏。从此老夏时常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：“那人是殡仪馆的。”
最让老夏心寒的是同学朋友。几个同学一起吃饭，他们会想：今天请不请夏开宝?“哎呀，不请不请，他是火葬场的。”这让老夏明显感觉到了歧视。“平时特别好的兄弟在一起吃饭，他们觉得我身上有一种气味，或者说我脸色不好看，没有笑容。”
独自想起这些，老夏会怨父亲，“当年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就把我的关系拿到了殡仪馆，叫我某天去报到。那种年代，父亲说话，你也知道。”
顾敢是在结婚后进入这一行的，成功瞒住了外地的岳父岳母，“10年了，他们也不知道我在殡仪馆，只知道我在民政局开车。”
“瞒了十几年，特别累。”顾敢总是有种冲动，跑去新街口大喊：“我是殡仪馆的，火葬场的!”
信善
吕军是周颖的大学同班同学，2010年才到火化班。从大学殡仪系毕业后，他没有直接入行，而是做了几年手机生意。
结婚生子之后，吕军需要安静的生活。殡仪馆2000元的月薪远不如做手机生意，“虽然生意也不好做，越来越难了”。
回到自己的专业，让他安稳。“就算是做善事吧。总归是要有人去做的。”在流水线的火化班，短暂的逝者家属炉前仪式，让吕军感觉到家属对他们的感激之情。
吕军的大学毕业论文是《浅谈人类的死亡》。“我们这一行，有义务向他人去解释死亡是怎么一回事。现代社会看轻它的也有，看重它的也有。小孩子动不动跳楼，如果他知道死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，他就知道并不是他一走了之就行的。”
“死亡文化在我们国家的推广并不多，人们都忌讳说到死，就更不会深入了解。”吕军在论文中从第一人称的死亡，分析到第二人称的死亡。他的结论是：“其实对待死亡是心态问题，平常得就跟我们吃饭一样就好。”
9年后周颖觉得自己更宽容，也更懂得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。“我觉得活着是最好的。”
心理咨询师告诉周颖：中国人对于死亡更多的是恐惧。西方有信仰，他们相信生命会在天堂延续，那里是另一个世界，就像佛教里的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中国人没有信仰。
“我们大多数人觉得，我辛苦打拼了一辈子，死了就两眼一闭什么也没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殡葬一直都很忌讳。”周颖和同事一样，没有宗教信仰，却都相信活着就应该多做善事，不要让自己亏心，要尽量开心快乐地过每一天。
周颖从不跟家人发脾气。她觉得人与人碰面都是缘分。这位心宽体胖的妈妈，只要一收工，绯红的脸上就浮现出盈盈笑意。
网络里关于殡仪馆的灵异故事沸沸扬扬，但是周颖工作以来从未遇见。并非完全不相信，周颖的身上会佩戴黄金辟邪。
2010年，殡仪馆组织观看电影《入殓师》。“大家忽然找到了归属，我们都像是电影里的小林!”从这部电影开始，周颖感觉到自己其实还是在做挺神圣的工作，抱着更多善意工作时，能感受到身边更多的也是理解。
3月，周颖在电台做了一档节目，邻居听了节目后，每次买菜见到周颖母亲就会说：“哎呀，你女儿真不容易!”周颖觉得观念的改变会慢慢到来。
另一部组织观看的片子是《金陵十三钗》。片中殡葬师做假发时更习惯对方躺下来，这让片场里充满共鸣：“我们打领带，你要站在那里，就打不起来，躺在那儿，很快就打好了。”
这样说的时候，在场的人都笑了。二十多名毕业生，就在这样的笑声里开始他们的殡葬师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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殡葬改革十年之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