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955年1月26日的“傅雷家书”中，傅雷这样告诉长子傅聪：“赤子孤独了，会创造一个世界。”如今这句话被镌刻在傅雷朱梅馥夫妇的墓碑上。在逝世整整47年后，他们的骨灰于近日“落叶归根”，伴随着《贝多芬命运交响曲》，长眠于南汇故里的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内。
47年前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，傅雷选择了自杀。如同作家狄马所言：“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，这是他所有痛苦与愤怒的源流。”
悲剧的前奏
作为一代翻译巨匠，傅雷翻译生涯的巅峰，应该是新中国建立的前几年，他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，重新返回挚爱的书房，重译了罗曼?罗兰的《约翰?克利斯朵夫》以及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，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诸多作品，如《贝姨》、《邦斯舅舅》、《奥诺丽纳》、《于絮尔?弥罗埃》等。现在想来，那或许是傅雷一生中相对美好的一段翻译时光。
另一方面，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，至少在那段时期，傅雷也并非完全封闭在书斋，他有着属于自己的国家信念，就像作家狄马在《傅雷之死》中所写：“痛切、热烈、天真无邪地为一个国家乌托邦奔走呼号。”
但1957年下半年，风雨突然而至。傅雷以“亲美”、“反苏”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长达十次。与此同时，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批判傅雷，但他坚持“没有廉价的检讨”，“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，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。”不过，在傅雷心中，他的国家信念或许已经遭到了重创。
一年之后，傅雷终未幸免。1958年4月30日下午，又一次批判大会后，傅雷被正式划为右派。当晚回到家，傅雷见到夫人朱梅馥后第一句话即是：“如果不是因为阿敏（次子傅敏）还太小，还在念书，今天我就……”朱梅馥堵住了后面那几个字。
噩耗接踵而来。同年12月，留学波兰的傅聪也成为了批判对象，他选择了出逃英国。狄马分析道：“傅聪的‘出逃’宣告了傅式‘家国’教育梦的彻底破灭。这个被他用棍棒和威吓抚育起来的长子，由于害怕回国后被逼加入到‘父亲揭发儿子，儿子揭发父亲’的罪恶循环，在波兰学成后驾机出走英国。这个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明智的举动，却对狷直的傅雷构成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。毫无疑问，一个一心渴望‘精忠报国’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‘敌国’深造。”
命运的打击让傅雷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。某种意义上，翻译成为其对抗痛苦的出路。此后的傅雷深居简出，翻译了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，巴尔扎克的《搅水女人》、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、《比哀兰德》、《幻灭》等，但他坚持不用笔名出版，“右派”期间只能靠“预付稿费”勉强维持一家生计。
除此之外，那段时期的傅雷开始研究书法、字画、养花等小趣味。他在上海江苏路住宅的后院花园里种了50多种月季。“这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最后选择。也就是当‘治国平天下’，甚至是‘齐家’的梦想也相继败落以后，正是这些拓片、碑帖和异类花鸟安慰着他。”狄马写道。
但无奈的安宁并未持续太久。1966年，“文革”来袭。为了搜集“反革命”证据，红卫兵掘地三尺，拔掉了傅雷后院精心栽培的月季，也打破了一个传统文人最后的生存底线。
最后的选择
1966年9月3日上午，女佣周菊娣发现，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“疾风迅雨楼”双双自杀身亡。傅雷选择了吞服毒药。夫人朱梅馥则在窗框自缢而亡，为了防止踢倒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，她事先还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。
自杀之前，傅雷受到了红卫兵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，殴打、罚跪、戴高帽等各种凌辱，让他深感尊严扫地。而红卫兵搜到的所谓“反党罪证”，只不过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。
死亡是傅雷的最终选择。对于这样的选择，长子傅聪曾说：“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受煎熬的心灵，他的孤独，他的内心挣扎，他与社会的不能和谐，他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，还有他本人在感情上的大波大浪……我爸爸还有另外一面。他一方面讲西方的人道主义、希腊精神，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‘死谏’，所谓的‘抬了棺材见皇帝’。他对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。我父亲一开始就是烈士的典型，这就是他的命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这种传统有种特殊的感情。”
次子傅敏也曾写道：“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，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，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，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，所以他选择了死。”
同样在《傅雷之死》一文中，狄马曾这样总结道：“他不是因为受了辱才去自杀，而是因为要去自杀才觉得受了辱……愈到后来，这个孤独而庄严的王愈是显示出一种奇特的混乱统一。拘谨与生动，丰富与单纯，入世与出世，顺民与叛臣，希腊精神与中国式的激愤奇妙而不可思议地集于一身。而最后是自杀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分裂气质，从而也及时地阻止了一个发疯、投诚、精神严重扭曲的可怕局面的发生。而实际情况是，傅雷即使活着躲过此次劫难，他也无法面对以后十年更为严酷的祸乱。”
偶然的女子
傅雷夫妇含冤而死后，遗体被送往上海万国殡仪馆火化，但在那个荒诞的年代，傅雷夫妇的死亡是“自绝于人民”，骨灰无法保存下来，况且那时傅聪身在英国，傅敏在北京被打入“牛棚”（在批斗之中曾两次自杀），就连保姆周菊娣申请领骨灰也遭到拒绝。
就在此时，谁也无法想到，他们的骨灰会被一个普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，她的名字叫江小燕。
在《江小燕与傅雷一家》一文中，作家叶永烈这样记录道：“她与傅家毫无瓜葛，但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，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。她也喜欢弹钢琴，看过傅聪的演出。1966年9月初，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。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，带回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，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。她听罢，心潮久久无法平静。后她又听说‘傅家属于黑五类，又是自杀的，死了不准留骨灰！’这些消息，使她坐立不安，夜不能寐。”
于是，27岁的江小燕出现在万国殡仪馆，自称是傅雷“干女儿”，说什么也要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相信了她，并被她的诚恳感动。“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家的地址，在傅聪舅舅的帮助下，终于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，放进一个大塑料(11230, -55.00, -0.49%)口袋，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。为了避免意外，寄存时骨灰盒上写的是傅雷的号——傅怒安。”叶永烈写道。
后来，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子，甚至给周恩来写信，说傅雷是爱国的，是被冤枉的。不料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手里，公安局经过调查，确定江小燕背后无人“指使”，才没给她戴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但却让这位文学青年在阴影中生活了12年之久。
1979年4月，傅雷夫妇的骨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。离开中国20余年的傅聪第一次归来，在得知父母的骨灰竟奇迹般保存下来后，就和傅敏四处打听这位陌生女子，而当他们见到江小燕后，一再表示要“有所谢意”，但江小燕只是笑了笑，出于礼貌，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门票。
